日期:2024-08-09 22:34作者:网络整理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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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顿河》读后感
去年年底,俄罗斯多家报纸报道: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手稿终于找到了。莫斯科的记者列·科洛德内经过数年的追寻发现,手稿在肖氏的挚友库达绍夫远亲的手里。时任总理的普京命令财政部“立即筹款购买手稿”。至此流传了70多年的肖洛霍夫剽窃《静静的顿河》手稿之说不攻自破。就在这一年,俄罗斯的读者将《静静的顿河》推为十大畅销书的榜首。在这个时候来重读《静静的顿河》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静静的顿河》长期以来被苏联主流批评家阐释为“一部描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人民生活的史诗”,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颂歌。应该说这些批评家们一点没说错。肖洛霍夫自己曾经这样谈论这部小说:在《静静的顿河》中想展示哥萨克人如何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走向社会主义。作品把拥护苏维埃、迈向社会主义称为“伟大的人类真理”。哥萨克经过痛苦的历程走向社会主义确实是小说的主题之一。无可否认,写这个主题,肖洛霍夫是真诚的,但这里也隐含着他作为一个苏联作家的生存智慧——假如不写这个主题,当时他这样一个20多岁的默默无闻的作家是很难为小说弄到准生证的。米·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等作品的难产和作家本人的厄运就是前车之鉴。与这个主题相适应,肖氏采用了评价人物的历史伦理标准,即凡是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就获得被叙述的权利。
但是正统的批评家忽视或视而不见的是,在《静静的顿河》中还有另一个主题,这就是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魅力”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作家关注的热点。作家说,“我在葛利高里身上就想表现出这种人的魅力。”一方面葛利高里在痛苦地抗拒战争对他的人性的磨蚀和扭曲,另一方面,他在人格力量方面高于周围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葛利高里和科晒沃伊同时出现的场面中,在两人的交锋中,叙述者情感距离离前者近,而离后者远。在别的一些场景(比如葛利高里目击的波得捷尔柯夫砍杀柴尔涅曹夫等场面)里,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被叙述者冷落,而葛利高里这小子却成了叙述的聚焦对象,获得了叙述者的同情。这是因为在这里历史伦理标准被悬置,代之以审美标准。类似的情况在《麦克白斯》等作品中也出现过。对审美价值的张扬,自然凸现了人的价值,也就导致了对残酷行为的绝不宽容。肖洛霍夫对战争中戕害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行为大加挞伐,不管其祸首是白军还是红军。作家揭露了在其兄被杀后葛利高里命令叛军滥杀俘虏的罪行,也不回避红军中的马尔金、波得捷尔柯夫们的暴行。在肖氏那里似乎有一种类似于黑格尔的“永恒正义”、托尔斯泰的“我必报应”的惩罚力量。彭楚克在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法庭当执法队队长,每天半夜到城外去处决犯人,其中有很多是无辜的哥萨克劳动者。当时他形容枯槁,神情恍惚,甚至丧失了性功能。可推掉这差事后,他又能与恋人共享春宵了。对人的关怀就成了贯串这部小说的一条红线。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氏坚持了一种与历史家和政治家的立场迥然有别的作家立场。政治家以历史的进步的宏大目标为惟一的追求,在这样的追求中个人可能成为牺牲品。历史家则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叙述历史。作家立场的实质是关注个体的权利、愿望和追求。麦列霍夫的家破人亡、彼得罗——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妲妮娅之间的亲人仇杀的悲剧、并非事出无因的月申斯克暴动(肖氏对高尔基说,“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中农哥萨克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双方都不经审判的滥杀俘虏等等,这些同时期别的作家的作品中不敢涉及、政治家和历史家被忽略掉的细节,这部小说却大书特书,革命和战争中被牺牲者的声音就这样曲折地传达了出来。
其实,对《静静的顿河》有一个不断重读的过程。对主人公葛利高里的评论就有一波三折的戏剧性转折。在作品刚问世的20年代,评论家通常称该形象为“人民的敌人”,50年代又认为他是“反叛者”,或认为他陷入了“历史迷误”,到了80年代他已被推崇为“真理的探索者”。葛利高里评论史中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实在我们看来,分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在评论葛利高里的时候,苏联的评论者们局限于同样的理论思维的框架中。不管是将葛利高里视为“人民的敌人”的批评者,还是将他看成是真理探索者的论者,都只局限在以社会历史价值确定人物的意义。批评家逐渐将葛利高里由人民的敌人变成真理的探索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个人物形象的社会学价值或审美价值,这仅仅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位声望日隆的肖洛霍夫的招安策略。80年代的批评家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肖洛霍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心爱的主人公葛利高里还会是坏人吗?于是就有了葛利高里由敌人而变为迷路者,再变为英雄的戏剧性过程。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氏采用了颇为聪明的写作策略。为了既要说出真理,又要让书能够到达读者手中,也为了保护自己,在作品中容纳了两个声部——胜利者的声部(即前面说到的第一个主题)和无辜受害者的声部。作家采取了将两个声部交织的叙述策略。因为有了胜利者的声部,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他的作品就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吻合;因为包括了无辜受害者的声部,当人们重新认识历史中的冤假错案的时候,不能不折服作家在逆境中坚持讲真话的勇气。这是肖洛霍夫的作品能在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群中都能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
我愿我的作品有助于每个人变得美好,心灵变得更纯洁,也希望我的作品能唤起每个人对同伴的爱心。——肖洛霍夫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想看这本书想了好几个月了,放假回家时也一直在找。终于,还是在这学期开学时到图书馆里找到了它们...。那时候它们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图书馆一个角落的书架上,我惊喜地发现了它们,不过当时还是着实被它们“可怕”的厚度吓了个够...;接下来的日子几乎天天都有看它们。由于还有“繁重”的学习任务,几乎是按着每星期一本的进度在看。之前我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看过一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书籍,但是当我着手看这书之后,发现这本书大大超乎了我的预料,超乎了我的预料的好...;在看过这部书之后,我想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热爱和平者。大概所有看过这部书的人,都会对战争有一种清晰而可怕的印象。在小说的开始,也就是战争还没有打响的时候,顿河的哥萨克们过着多么惬意的幸福生活。村里的人民,虽然还是贫富有差,但都能自已自足地过着令自己还算满意的生活。随着一战的爆发,井然的秩序被打乱了,村子里的哥萨克越来越小,人们变得越来越穷,心也变得越来越硬了。...;在这场持续了几年的战争里,我找不出哪一方是明显的正义的,慢慢地,随着格利高里多次摇摆不定的足迹,我明白了,在战争里,并没哪一方是所谓的真正的正义的,也并没有哪一方就是邪恶的。真正的正义,永远属于人民,属于那些善良的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存在;而真正的邪恶,也并不是所谓的“敌方”,却是那些在战争中所有的对人类存在以及文明和理性的践踏。真的,不看这本书,不会想到这些。...;想一想,书里的多少哥萨克们,他们都只是些那么普通的人,只不过想在这场战争中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政治,更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所在,但是,这又怎能么样...他们和所有的人,不管是和贵族们,士官生人,还和是苏维埃者们都一样,彻头彻尾的是人啊...他们有权利在这个尽管可能不那么尽善尽美的世界上活下去呀...母亲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儿子;妻子随时可能失去丈夫;孩子们则随时可能失去父亲...最不可理解的是,那些可爱的,热爱生活的,大字不识的哥萨克们,在“白军(帝制政权),红军(苏维埃政权),哥萨克队伍”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三头天平之间来回摆动着。他们,如格利高里,也一度有过所谓的人生理想,有过明确的斗争目标,但都在这样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变得荡然无存,最后剩下的,不过是对自己生存的渴望和对自己家庭幸福生活的追求。政治在他们的心里,划上了句号。由于这些最朴素的追求,他们在那个三头的大天平上更迭着变成了战争不同方的“砝码”,却由于历史的无情,他们最终或死于不明不白之中,或活在无尽的恐怖回忆里。...;我喜欢格利高里,喜欢他的野性,他的不羁,更重要的,是他心中一直保持的那份坚定的“人性”...;我喜欢娜塔利亚,喜欢她的温顺,她对爱情无言的执着,更为她那颗容忍的心敬佩不已。...
在秋天的下午阅读《静静的顿河》,每次抬眼都能望到阳台外清爽的蓝天,刹那间的心思已经飞到了遥远的顿河边上,我自己化身为头戴制帽脚蹬长靴的哥萨克,四下是如烟的大草原,耳畔响着哥萨克的古歌:“不是犁头开垦出这沃野千里,开出千里沃野的是战马铁蹄,千里沃野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装扮静静顿河的是年轻寡妇……”这是读者阅读的造化,也是小说家的造化,相信此刻如果能够与作者面对面,那么在两个人的对视里必定都是会意的微笑。
顿河之美在于肖洛霍夫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出的哥萨克世界,这个世界不是高手匠人那样构建出来的,而是对土地与人的情感宣泄。基于作者对顿河的熟悉,使得他对每一个细节和人物的刻画驾轻就熟,几个主要人物的描写有浑然天成之感,格里高力在白军和红军中的摇摆不定;阿克西尼亚对纯真爱情的执着追求;潘捷莱性格暴躁一言持家但对亲人怜爱交加,娜塔丽娅的善良美丽却性格刚烈。每一件相关事件的发展,你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人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而不应该是别的样子的。
哥萨克既是士兵又是农民,士兵在历史上通常扮演的是镇压者的角色,农民则永远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而在哥萨克人身上,这二者融合的是那么自然。马,酒,枪支……这些元素反复出现在小说中,成为哥萨克人的一部分,既是顿河画卷中的点缀色,有时候又成为小说的主旋律。只有粗犷的民族才于这些词汇连接在一起,当这些词汇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符号时,读者就会感知到这个民族的成长之路是从血与火中走来的。这些人物和事物从开篇起,就像山巅初融的雪水,每个哥萨克都是一颗微小的水滴,组合为一体时就迸发出巨大的感染力,读者在阅读时会被这缓慢但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着,尽情体会哥萨克的粗鲁野蛮、单纯幽默,保守和卑微,会认识一群奴隶的后裔,一群不屈的战士,一群小农意识支配下的农民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性的魅力贯穿全篇,使得小说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
按照镜头构建法的分析,《静静的顿河》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算是近景,人物所处的战火烽烟是中景,在这一切的背后的远景,则是绚丽所彩气象万千的顿河风景画,从春天到冬天,肖洛霍夫不厌其烦地描绘着那片博大的土地,每一朵顿河的浪花,每一片草原上的草叶,每一朵苍穹上的繁星,还有春水泛滥中的鱼群,麦浪翻滚中的大雁……只有在俄罗斯民族那样宽广的土地上才能诞生这样的情感,只有这样的土地才能诞生这样的作家。一个蜷缩在城市胡同中作者永远不可能有博大的心胸,他不可能体会到草原之美的,他也永远弄不懂,为什么有的作家会痴迷于描写高天上的流云和草地上的蝴蝶。
有人说过,老舍先生的《茶馆》有一点非常厉害,那就是剧中人物往往只有之言片语但读者却能从这片刻的出场中窥见此人的性格,肖洛霍夫同样具备这样的神来之笔,在顿河中有时候仅仅是一个简短的感叹,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速写。俄罗斯小说家一向是擅长对话描写,肖洛霍夫的《顿河》也不例外,在这里我想说到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妥斯脱耶夫斯基,与之相比较,妥斯脱耶夫斯基推理式的对话就显得拖沓和枯燥。肖洛霍夫出身乡村,对乡村俚语方言的运用,大量的哥萨克歌谣穿插其间,或悲或喜,信手拈来,神韵自成。因为作者的心属于那片土地,因为作者爱那片土地,所以,无需取巧,一切尽在掌握中。而读者应该感谢的除了肖洛霍夫,还有译者。王小波说,最好的文章是译文。我深以为然。我先后买过两个版本的《静静的顿河》,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显然不如漓江出版社这一版,漓江版的译者力冈,据说是翻译俄文的权威,单从这本书的翻译上来看,权威是肯定的。他译出了小说的神韵,也译出了哥萨克人的灵魂。
我一直认为,当小说脱离了土地,脱离作者所赖以生存的根基,脱离民族性,地域性,脱离了作者的本体性,那么,小说就已经死亡。一篇中国人的小说读起来像美国人写的,一个日本人的情感看上去更像一个印度人的,这这样的小说是失败的。人本小说根本上讲是对小说的背叛,一个人从降生时起,他就不可能没有国籍,没有地域性,对于一个中国作家来说,他(她)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人,泛人性论同样是对人性的亵渎。
美有内在统一的本质,又以千姿百态的表象展现出来,雨打芭蕉是美,金戈铁马也是美。当然,这取决于读者主观的审美情趣,审视一种风格的文字,宛如看风景,比如大漠黄沙,一个旅行者看到的是发自内心的赞叹:浩瀚、苍凉、雄浑等等,而一个生活在沙漠中的土著,必然抱怨自己所处的穷山恶水,这不是矛盾,只是观看者所用的角度不同。我姑且把自己当成一个顿河边上的旅行者。
诚然,《静静的顿河》一书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在它获得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中,瑞典人也提到:“肖洛霍夫在艺术创作中并没有什么创新……现实主义这一手法,与后来的小说创作艺术出现的一些模式比显得简单而质朴……”我以为,小说的终极目的在于表现小说家想表现的思想,传达小说家想传达的观点,讲述小说家想讲述的故事。当小说最终产生了力量,使读者产生了共鸣,让作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那么创作这个小说所用的艺术手法就是成功的,就是胜利的,无所谓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小说是表达思想,宣泄情感,而不是买弄技巧,以金庸小说里的人物为例,黄药师武功的奇巧华丽可以成为大师,郭靖的敦厚凝重也可以自立一家。
现实主义过时了吗?没有,每一种现代主义离开了现实主义都会成为无根之水,成为空中楼阁。小说不是隐藏,不是让读者在迷宫里晕头转向,也不是让读者赞叹建筑迷宫者有多么高超的手艺,更不是小说家躲在斗室中的孤芳自赏。作为小说家任性的肆意妄为和心血来潮,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实验,这些实验令人尊敬,但到今天,没有一种小说手法的成就能够超越现实主义,也没有一种现代技巧能够构建起《顿河》这样一部宏大的哥萨克史诗。
瑞典老人们对《顿河》获得诺贝尔奖的决定时指出,“肖洛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在六十年代的前苏联,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处在那个时代那个国家中的作者,在那时,能够不娇柔不做作不掩饰,能够以正直的决心和正直的良心来描写真实的人性之美,站在与《日瓦戈医生》《古格拉群岛》的同等意义上,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理应获得读者更多的尊敬。
当一个作家从内心归属于一片土地时,他的血液里就流淌着那片土地的精神、传奇、风采、历史及其崇高的形象,而那片土地所传达给他的某种特殊启示,将凝聚成这个作家毕生赖以表达的字符,在他的这些字符里所传达出来的,是那种最擅长抒发心灵和情感之美的语言,他不是从世界文学的潮流中,不是从书架上的字纸堆里,而是从炎热的夏天、寒冷的冬天、长葡萄的平原或积雪的高山之间获取灵感,获取文字的力量和决心,只有对土地的眷恋和心有所属,他的文字才能如此从容不迫和富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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